藝術記錄了人們追求真善美的歷程,也豐富了人類的文明。而佛教在雕刻、雕塑、書法、繪畫、文學的展現,更深刻融入中國悠久的文化中,為眾生開啟一扇美麗的藝術之窗,透過這扇窗,將親見萬德莊嚴的華藏世界,般若性海。








  
      色空不異 無所得故──
《心經》的翻譯流傳與館藏《心經》碑拓(二)

文/中台世界博物館館長 見諶法師

館藏《心經》石刻拓本

王仁表造《心經》碑
  王仁表造《心經》碑(圖一),唐垂拱元年(685)造,高度僅44公分,為小型造像碑,碑首上有雙螭盤繞,碑額刻一小佛龕,碑身主龕為一佛二菩薩造像,下有楷書題記,記載王仁表為其亡女虫子祈福所造。此碑雖小,但主龕佛像雍容莊嚴,坐於魚鱗紋帷帳龕內,二菩薩髮髻高結、體態纖長呈三曲姿,為唐初期造像遺製。難得一見的是,碑側及碑陰刻有玄奘法師譯本《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。

  目前可以見到的玄奘法師譯本《心經》刻石,最早為北京房山石經中刻於顯慶六年(661)的《心經》1,相較於《集王聖教序》(672)更早,可見《心經》在玄奘法師翻譯完成之後即廣為流傳,而館藏王仁表造《心經》碑則刻於685年,其中經題前多了「佛說」二字,內容或有增減,可視為民間刻經的版本,彌足珍貴。

王仁表造《心經》碑 圖一:
王仁表造《心經》碑
唐垂拱元年(685)
石灰岩

百塔寺草書《心經》拓本
  百塔寺草書《心經》拓本(圖二),原石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,碑無題書者,後有明代孫仁跋,原石本刊立於長安百塔寺內,明代時移入孔廟,《寰宇訪碑錄》、《陝西金石志》皆載有此碑。碑林藏有清代《石刻拔萃》碑,記載此碑為唐草《心經》最早記錄。碑中目錄將《斷千字文》、《肚痛帖》及唐草《心經》列為張旭所書2。《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》對這兩種草書《心經》皆有著錄,也都記載稱為張旭所書寫,無年月。明代孫仁稱百塔寺《心經》為王羲之所書,而西安碑林《碑林總目》則稱為唐人所書,可見此碑為何人書寫,尚有爭議。

  著錄中的唐草書《心經》,是否就是百塔寺草書《心經》,或是本為兩石,而碑目混訛,不得而知。此碑筆法連綿,用筆勁利,轉折處略顯孤峭,似張旭卻不夠狂放,似唐草又含蓄雍容不足,就草書結體與書寫筆法來看,應為唐以後人所書,惜碑石僅存四石、二十五行,175字。

圖二:
百塔寺草書《心經》拓本
明代重刻並跋(1368-1644)
紙本拓本
百塔寺草書《心經》拓本

守澄等造陀羅尼經幢刻《心經》
  守澄等造《陀羅尼經》幢(圖三),遼聖宗統和二十三年(1005)刻,漢白玉,高386公分。幢身為八角形,三層,每層皆有傘蓋蓮座,最上層刻四坐佛及四弟子;中層刻四菩薩:藥王菩薩、藥上菩薩、觀自在菩薩及慈氏(彌勒)菩薩,有題記及供養人。底層刻不空和尚譯本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》及玄奘法師譯本《心經》。為遼小王院院主比丘僧守澄為父母所造,攝定武軍節度推官朱丞榮書。

  遼承唐制,因此佛教信仰及造像形式大都承襲自唐代,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》自唐傳入中土以來即流行用於度亡祈福,加上帝王頒詔,不論在通衢大道、寺院或是墓地,建立經幢用以度亡先人之風不絕,直至宋明之際3。此幢除了主要經典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》之外,其中一面還刊刻了《心經》,自經題算起共十行,每行32字不等,楷書工整,書法有唐代石經規整清峻的歐體遺風。

守澄等造陀羅尼經幢刻《心經》 圖三:
守澄等造《陀羅尼經》幢
遼統和二十三年(1005)
漢白玉

  在陀羅尼經幢上刊刻其他經咒,不乏其例,如金代天德二年(1150)益都鐵佛院僧普行,為故比丘慧興建塔幢,其上即刻有《心經》4。而依據遼史記載,遼代帝王信仰觀音故實,而將觀音造像遷入木葉山家廟,尊觀世音菩薩為家神,此幢即刻有「觀自在菩薩」像,而刊刻《心經》的緣起可能亦與觀音信仰的流行有關。

  總觀本館所藏心經石刻與拓本,除了展出的四件之外,其他見諸裝藏、明清石刻與造像,也所在多有。見證了《心經》廣為流傳的歷史,其普及狀況不論是譯經的版本、刊刻的種類,及呈現的藝術形式,皆足以說明《心經》在佛教歷史上翻譯及流傳的多種樣貌。(全文完)

 

注釋:
1.佛教藏經目錄數位資料庫
http://jinglu.cbeta.org/cgi-bin/jl_detail. pl?lang=&sid=zrvsm。
2.《西安碑林全集》卷二十四、四十九,碑林博物館。
3.劉淑芬〈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》與唐代尊勝經幢的建立──經幢研究之一〉,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(1996)。
4.《益都縣圖志》卷二十七,〈廣化寺僧慧興塔記〉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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